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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三角经济区
随着各大城市相继发布2021年度经济发展“成绩单”,长三角41城(地市)的GDP排名也已出炉。
数据显示,2021年度,长三角41城中,上海以43214.8亿元的GDP总量保持遥遥领先,体现了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实力。宁波的GDP总量在41城中排名第5,表现亮眼,GDP增速亦可圈可点。
宁波领跑41城GDP名义增速
2021年,宁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4594.9亿元,GDP增量达2186.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从GDP名义增速来看,宁波以17.6%领跑41城,一定程度体现了其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
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市GDP排行榜
名义GDP增长率是经济运行数据中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它以当时价格为基础,可反映各项经济活动的实在情况。
除了宁波外,长三角41城中还有不少城市都在该指标上有突出表现,例如嘉兴、衢州,江苏的宿迁、连云港,安徽的铜陵、池州等。这些城市中,有不少城市的GDP总量排名都较为靠后,但名义GDP增速却很高,这与其经济活动活跃性亦密切相关。
就浙江而言,2021年度,浙江全省11个地级市的GDP数据普遍较为亮眼,除了衢州、丽水、舟山体量相对较小之外,其他城市均位居长三角城市前列,尤其是杭州、宁波,在GDP总量和增速上均贡献了颇多力量。
推进共同富裕成效明显
经济总量只能衡量规模大小,而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真正实力,还得同时看这个地区的人均指标。
目前,长三角各地市2021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尚未完全发布,因此各地市*的人均数据也还未完全出炉。不过,参考各地市2020年的人均数据,也可大致看出当前长三角各地市的经济实力强弱。
数据显示,浙江地市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长三角41城中排名靠前,且基本都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宁波的表现格外抢眼:2020年,宁波的人均GDP就达到了13.26万元,位居长三角第8。
2020年长三角41个地市人均GDP排行榜
而在人均收入方面,根据目前各地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共有16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万元。其中,宁波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65436元的数据排在全国第8。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6%和9.7%,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城镇居民收入73869元,农村居民收入42946元,均列全省第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1.72,比全省低0.22,且连续17年呈缩小态势,反映了宁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良好成效。
借力长三角一体化东风
目前,我国有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而论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长三角城市群首屈一指。2021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迎来三周年。三年间,长三角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及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对全国经济贡献度进一步提高。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持续“助攻”下,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动力愈加强劲,其中,安徽的城市获益格外明显。
在“中部崛起”和“长三角一体化”双重战略的支持下,近年来安徽城市的经济突飞猛进。据统计,过去10年,安徽GDP从1.62万亿跃升到4.29万亿,增加了1.6倍,离TOP10经济大省只有一步之遥。而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更是过去10年*的“黑马”之一——从2011年到2021年,合肥GDP从3600多亿元跃升到1.14万亿元,增长了2.1倍。
对于宁波而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同样给宁波带来了巨大机遇。这几年,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宁波与其它长三角城市在产业互融、交通互联、营商互信、民生共享、生态共建、开放共赢等方面取得了肉眼可见的喜人成效,也为自身GDP的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根据部署,未来宁波将继续以沪甬合作为重点,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宁波市社科院院长傅晓认为,宁波应抓住港口布局优化整合、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带来的机遇,通过促进港口由生产服务配套向资源配置枢纽转变,推动产业发展由特色配套向高端引领转变等举措,积极落实国家战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格局,为全省、全国大局多挑担子、多作贡献。
END
文字:吴正彬
今日早盘,截至10:00,航天航空板块下挫。新研股份(300159.CN)跌6.62%报6.35元,中航重机(600765.CN)跌4.44%报31.4元,安达维尔(300719.CN)跌4.27%报17.05元,中航高科(600862.CN)跌3.66%报38.47元,江航装备(688586.CN)跌3.12%报33.86元,纵横股份(688070.CN)跌3.01%报38.01元,天和防务(300397.CN)跌2.99%报16.86元,炼石航空(000697.CN)跌2.90%报9.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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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江南智造总局
长三角部分主要城市GDP表现
图源:江南智造总局(changsj001)整理
“抱上海大腿”,有讲究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此言不虚。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中,靠近上海“有肉吃”。
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加速融合时代,龙头的外溢效应,是带动周边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重要依凭。
“要不要到昆山看看?就在上海旁边。”很多初代台商、外商,都是在赴上海考察时,被昆山的招商干部这样“半路拦截”过去的。
用区位优势撬动发展产业的外来资本,是昆山从单一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的穷县,发展为全国百强县状元的要诀。
而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无锡,“星期天工程师”则是助力制造业腾飞的“股肱之臣”。
进一步,通过与上海的产业进行嵌套,形成结合紧密、垂直分工的上下游产业链,是搭乘“上海快车”的又一法门。最强地级市苏州作为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承接企业最多,达其他城市的3倍。大量上海制造产业向南通的转移,则是这座万亿俱乐部新贵实现后发先至的重要因素。
从上海前往常州和嘉兴,一小时内可达,这就是两城发展的机遇——打好“上海牌”。
城市联动,交通先行。
上海11号线的花桥站坐落于昆山沿沪大道光明路,可以跨省通勤的“双城生活”标志着人才、技术等要素顺畅流通的沪昆同城化时代来临。同理,沪苏通大桥和沪通铁路的正式运营也是定位为“上海北大门”的南通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基础设施。
中国首条跨省地铁——上海地铁11号线花桥延伸段
2000年前后,在苏州和无锡已早早加入上海“一小时朋友圈”之时,同在苏南的常州却仍游离在外。而从苏锡常到苏锡通,常州被赶超的背后原因,就与错过“借海登高”大有关联。
地理相近却不相亲,上海和常州疏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常州的“左顾右盼”。
作为常州下辖的*县级市,溧阳在历史、文化上与南京的亲缘感,更甚于与常州市区的亲近性。2020年12月,在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上,常州溧阳县与金坛区还正式加入了南京都市圈。
而在2016年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中,上海“1+6”协同发展大都市圈纳入了苏州、无锡,常州并未被考虑进去。
直到2020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暨“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联盟”成立仪式上,“1+8”上海大都市圈才有了常州的一席之地。
不利亦是转机。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
图源: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身处两大都市圈的结合部,常州或可成为沪宁线这条“金边”上产业要素流通的“中继站”和“放大器”,转“顾此失彼”为“左右逢源”。毕竟,常州的工业有家底。
论单项比拼,常州甚至可以力压“最强地级市”苏州。它在细分行业的“隐形*”达200多家。在工信部六批次累计遴选的848家全国制造业单项*名单中,常州共有24家单项*企业及产品入选,居全国第六、地级市第一。
目前,常州已形成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核心零部件在内的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已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型碳材料产业已入围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
嘉兴离上海更近,且同样拥有深度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的重大利好。根据,有学者预测,凭借沪杭之间的地理区位优势,嘉兴有可能在十年内陆续超越绍兴、温州两大城市。
目前看起来最弱的嘉兴,敢于喊出进军万亿俱乐部,更大的底气来源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
其辖内的嘉善已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共同获批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中,嘉兴的南湖区、平湖县、海盐县、海宁市均被划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范围,有望从中受益。
人才的走向是城市产经实力发展的风向标。位于G60科创走廊创新主动脉上的嘉兴,在*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22位、地级市第5位,是人才吸引力提升最快的城市。
《2020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行榜》中嘉兴位列全国第22位
图源:泽平宏观
县域经济的出路在哪?
在矿产资源几乎没有、素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曾经上演过“无中生有”的经济奇迹——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却拔地而起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这种星罗棋布的块状县域经济崛起的发展模式,则被称为“温州模式”。
自80年代开始进入红红火火大发展的民营经济,在2008年却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贸易产业不景气的扰动,遭遇了浙江制造的危局时刻。
黑天鹅效应如多米诺骨牌席卷浙江省内多个县市。在号称“中国纺织之乡”的绍兴,当年9月几乎前后脚,纺织业巨头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和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相机停产。3个月后,纵横控股集团因资不抵债陷入财务危机。
浙江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和省企业联合会共同向国家发改委紧急报送了调查报告,语带忧虑地指出——“全省200多万家民营企业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面临危机。”
浙江温州瓯北大桥
此后,早在1999年就已挺进全国大中城市30强之列、2003年更高歌猛进至全国同类地级城市第9位的绍兴出现增速放缓,到2017年跌至百强城市第38位。
而温州,从1978年至2004年GDP年均增速达到14.1%,高居浙江榜首。2004年更与杭州并肩,共同入选年度***中国*经济活力城市。但高光过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温州GDP年均增速为10.5%,落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居于末位。
县域经济和“温州模式”失灵了吗?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制造大量涌入了低门槛、低资本、低基数的日用消费品生产领域,并随之自然形成了低档化倾向和普遍的低价竞争策略。这一朴素的生存哲学曾创造了辉煌的奇迹,为浙江制造赢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
但只拥有*门槛的准入权亦是危险和脆弱的。当外界气候改变,“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浙江制造业必然首先迎来强烈冲击。
故而,与其说是温州和绍兴遭遇了“成长的烦恼”,毋宁看成是浙江全域面临转型发展“大弯道”的缩影。究其根本,当时浙江制造长期停留于“工业大省”的发展惯性中,陷入了“低小散弱”的泥淖。对比隔壁“工业强省”江苏“高新大强”的制造业优势,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牛鼻子”则是“创新驱动力”和“中心城市聚合力”。
曾经的*难忘。在万亿俱乐部成员这个大目标之前,2018年绍兴还正式立下了“重返全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30强”的小目标。
浙江绍兴城市俯拍图
在纺织、印染、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先发优势,和纺织类大市场的集聚优势已经难以带动经济高速高质增长的情况下,绍兴选择通过大量引入“大好高”项目带动技术革新,以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试点城市的契机,一手抓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一手发力新兴产业。
2021年,绍兴位列“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第29名,重返30强。当年,绍兴的GDP增速高出温州一个百分点,是目前吹响万亿GDP号角的浙江三市中*的。
另一边,温州历经十余年,依然受困于中心城区的“头雁”效应不明。
时代的钟摆来回摇荡。经济改革从城市来到农村,诞育了曾经的传奇。但新的发展阶段到来,以县域经济为标杆的“乡村浙江”必须转型为以大城市为内核的“都市化浙江”。
因为融合协同发展取代了多点孤立成长,经济辐射能力至关重要——产业创新升级的必要条件,是只有大都市方具备的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流通汇聚的优势以及开放包容的人文观念。
浙江温州
中心城区高端资源聚集度不高,就难以形成对高端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在《2020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行榜》中,经济总量最强的温州落后绍兴3位、落后嘉兴5位。
“小马拉大车”的格局下,温州市区经济不如瑞安、乐清等周边市县,更遑论中心城区带动辐射各区县,发展势能就无法攥成一只紧握的拳头重磅出击,资金、技术、人才必然大量外流。
想要留住价值链更高端的业态,就必须以提升中心城市聚合度为关键。但回望“十三五”时期,尽管温州官方层面反复提及,但是城区首位度却不增反降。
到2020年,温州市区经济和人口占比分别只有39.3%和31.5%。而效仿杭州扩容,但市区建成区面积从238.40平方公里增长至275.87平方公里,5年增幅仅为15.7%。
在温州“十四五”规划中,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依然明确地被提出:“一主一副两极多节点”的空间结构、“中心集聚、南北联动、全域融合、城乡协调”的大都市区体系、“东拓、西优、南联、北跨”的城市发展方向。从这些关键词中,可以清晰地看见,“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将作为今后温州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
但随着撤县设区被中央收紧,温州能否破局,还需拭目以待。
温州大都市区主中心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源:楼市温州
最不像长三角的长三角城市
逐鹿中原,谁是“带头大哥”?看起来,非徐州莫属。
经济上一骑绝尘,徐州是区域内GDP*、全国前30强的城市。
地理上“五省通衢”,徐州东濒黄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连齐鲁,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乃淮海腹心的交通枢纽,区域内核心诸城到徐州的平均直线距离只有120公里左右。
此外,徐州早在1999年就已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37个特大城市之一,更拥有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等高校教育资源,以及徐工、维维等知名工业品牌。
作为淮海经济区的龙头,徐州的实力显然不容小觑。但另一方面,这座城市的气质似乎不那么“长三角”。
不同于积千年之富的苏南和浙北,也不是鱼米之乡的江淮地区,作为“四战之地”的徐州在历史上承受了太多的天灾人祸。生灵涂炭下,长线眼光会被短期思维替代。
在以区域融合发展为主旋律的长三角诸名城中,徐州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也相对孤立。
作为江苏西北角上遥遥伸入中原的一块区域,位于四省交界的徐州无法像南通拥抱上海、佛山牵手广州那样,与区域内沪宁杭等超一线和一线大城市展开紧密的联结。
徐州地理位置
图源:网络
相反,同为都市圈中心城市,环视徐州四周,长三角经济区龙头上海、环渤海经济圈龙头北京、南京都市圈龙头南京、*蓝色经济带龙头青岛和中原经济区龙头郑州都实力不俗,不断地“挤压”着徐州的辐射能力,“蚕食”着它的带动面积。
虽然号称是淮安经济区中心城市,但徐州作为龙头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吸纳力”还不够,这也导致产业、资源乃至人口的配置,并没能在徐州形成富集状态。仅以人口为例,2021年徐州常住人口流失5万人左右,是江浙两省人口大市(超500万人)中*呈现负增长(流失)状态的城市。
随着国家战略叠加,淮海经济区已隐隐被长三角、中原、山东*等更发达经济区纳入腹地,成为了诸多小兄弟的“备胎”。
在淮海周边,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如盐城、淮安和日照亦均位于边缘地带,无意与徐州共同组成拉动经济的增长极。
日照获益于*经济圈的辐射,淮安与盐城的发展得益于长三角。“狡兔三窟”,淮安还在南京都市圈谋到了VIP门票,盐城则被定位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和出海门户。
最会“脚踩几条船”的当属临沂。该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淮海经济区、鲁南经济圈等区域战略,注重加强与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的协调合作……”
而即便是空间位置紧邻徐州的宿州、菏泽、商丘等地,也存在较大的经济受异,城市间发展差异存在拉大的趋势——2018年经济最强的徐州与最弱的淮北GDP比值已达7倍之多。
除却文化和地理因素,淮海经济区地域单元离散、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也因为以徐州为首的10个城市都兴于资源又困于资源,面临着摆脱“资源诅咒”的艰巨挑战——作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连片区域,这里有3个老工业城市和7个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转型振兴压力巨大。
徐州市泉山区
2011年,徐州被国家正式列为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长期高强度、大规模的开采导致徐州的资源“寿命”只余不到20年。多石灰岩的地质条件更带来了采空区的土地塌陷问题——共有多达37.83万亩的“城市伤疤”。
一城煤灰半城土。
在一切以煤为源的产业逻辑下,徐州以电力、焦化工、钢铁、水泥、机械等高污染、高耗能型产业为主的粗放式发展,不仅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衰颓,也早已遭遇了产能过剩下的行业式微。
经济不振的瓶颈、荒山秃岭的疮痍都拉响了警铃。
在探索出生态修复的“贾汪样本”,形成“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新面貌之外,徐州正式从产业结构层次偏重偏低的传统车道转至“四新经济”的快车道。
2021年上半年,徐州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3.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6.0%,已初步形成以*创新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梯队,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0多个,大中型工业及规模以上高新企业研发机构达700多家。
未来,徐州能否继续坚定把握“低碳”和“创新”两大关键词不懈努力,我们拭目以待。
徐州市云龙区
参考文献:
[1]万亿候补五虎将,四个竟然在北方。江南智造总局
[2]“腰部”城市集体发力!浙江的区域经济版图,一出大戏上演。富贵门
[3]“苏锡通”取代“苏锡常”?万亿南通目标是“沪苏通”。城市进化论
[4]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胡宏伟
[5]绍兴,重返“全国30强”!涌金楼
[6]效仿杭州扩容:温州为何如此“着迷”中心城区首位度?城市进化论
中新社杭州5月25日电 题:长三角为什么叫长三角?
——专访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
作者 柴燕菲 赵晔娇 奚金燕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以仅占中国2.1%的国土面积,创造了中国1/4的经济总量。长三角为什么叫长三角?其经济发展格局如何形成?对比世界其他五大城市群有何特色和优势?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长三角城市群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城市群。”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溯长三角发展历程,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
史晋川:“长江三角洲”一词约百年前就有了,其地域范围大于传统江南地区,包括长江以北的扬州、泰州、南通等传统江北地区。时至今日,长三角已从纯粹的地理概念变成为热门的区域经济名词,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都市经济圈。
回溯历史,长三角的发展抓住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机遇。首先是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使中国南北地区的交通运输有了新的渠道,同时,全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繁荣,成就了我们常说的富庶的江南水乡。
▲苏州拙政园。中新社
鸦片战争后,长三角的发展面临新的拐点,可以从两个百年维度去看。上一个百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长三角率先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江浙财团”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近一百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长三角又率先实现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可以说,长三角每一次都抓住了风口,踩准了时代发展的节点,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
中新社
史晋川: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中西方对“城市”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汉语里,“城”代表城墙,“市”代表市场。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经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往往承担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
在西方国家,一地能否成长为城市,关键要看该地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和工商业者的选择意愿。这既是人口、资源聚集流动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提高公民意识的过程。
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六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是全球*的城市群,也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中心之一。城市群内生产力集聚明显,是美国*的商业贸易中心、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是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其中底特律以汽车制造业闻名全球;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最发达的地区。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也是历史名城;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则是欧洲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该城市群的特点是把一个城市具有的多种职能分散到大、中、小城市。
长三角则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群。2021年,长三角常住人口总量达2.36亿人,比2020年居世界第5位的巴基斯坦人口(2.28亿人)还要多。中国大陆地区每6个人就有1个人住在长三角。
这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密切相关。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包括三省一市的26个地级以上城市。然而,长三角过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一体化发展的合力。
▲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 中新社
《习近平在浙江》一书中,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对采访组回忆:关于区域协调,习近平同志有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这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思路。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协调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互联互通真正按下“快进键”,不再是“接通血管”,而是基于全局战略的“打通经脉”。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协同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分工格局初步形成:上海作为科技创新和金融中心,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具有雄厚的研发基础和产业化能力;江苏制造业整体实力居区域之首;浙江民营经济基础好,市场活力强,数字经济发展特色鲜明;安徽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呈后发趋势。
▲位于安徽合肥的蔚来汽车总部。中新社发 阮雪枫 摄
长期来看,和全球其他五大城市群相比,长三角的一体化优势非常突出,区域协作和合作已构建起非常成型的体系。一体化发展之下,长三角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定位更加明晰,彼此之间协同创新,推动区域竞争力提升,共同成就了“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超2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近24%,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保持高位增长。
从产业特色上来看,如果说近几十年崛起的美国西海岸城市群代表科创的影响力,那么长三角城市群则代表“新经济”的力量。当前,依托知识生产与技术研发能力、跨区域产学研用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长三角地区发展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优势明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旺盛。
中新社
史晋川:未来15年至20年,世界经济发展处于本轮经济长周期的萧条-复苏阶段到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复苏-繁荣阶段的过渡转换时期。全球经济重心会进一步向亚洲移动,逐渐形成以美国、欧盟、中国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同时,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和印度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会不断提升,部分亚洲国家成为全球经济领跑者,这为长三角发展带来新机遇。
信息革命加快新技术的扩散速度,全球围绕新技术的竞争百舸争流,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日本超智能社会5.0等战略相继推出,围绕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角逐愈加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也为中国换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机遇。
▲合肥一家科技公司对“AI全科医生防疫机器人”进行功能测试。中新社发 解琛 摄
凭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将在未来15年至20年构建新的开放格局——从传统的商品开放到要素开放再到制度开放,同时,从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变成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和构建者。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可以说是先行地区,也是探路者。
目前,长三角地区集聚了中国1/4的“双*”高校、1/3的上市公司和1/3的有效发明专利。浙江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工业互联网平台等领域形成一定先发优势,有望在数字经济领域、前沿技术等方面实现颠覆性创新或突破,“变轨”实现全球“并跑”甚至“领跑”。同时,随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不断完善,多点发散的地方优势会集聚为一体化优势,让长三角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新社
史晋川:当前,以超大城市群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发展的一大趋势。高质量发展将是长三角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第一,长三角要力争通过未来15年至20年的发展,加快成为国际人才聚集地和创新高地,争取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第二,全球经济联系会愈加紧密。在新的开放格局下,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长三角城市群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城市群,上海非常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全球城市以及贸易和金融中心,南京和杭州则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上海陆家嘴。中新社发 王冈 摄
第三,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未来15年至20年的重要命题。长三角要探索生态文明和经济文明相得益彰的路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建设成生态绿色发展的引领区。
第四,随着中国现代治理结构和体系的调整,发展重心向保障民生福利转变,未来15年至30年,长三角有望率先完成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过渡,建设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完)
受访者简介:
史晋川,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教授,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法律经济学。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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