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基金(亚太基金)中国教育基金会有哪些
中国教育基金(亚太基金)中国教育基金会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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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指数女神”打造史上最惨基金，还是首只教育类基金。
又到了年终盘点时刻！
从国内资本市场来看，距离2021年收官仅剩五个交易日，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虽说整体上指数有小幅上涨，但是内里却是风云变幻，几家欢喜几家愁。比如说氢能源在政策的刺激及资金的带动下坐上了火箭——股票飙升、基金大涨，又比如说教育行业同样在政策的“刺激”及资金的“助推”下却被按在地上摩擦——股价大跌、基金腰斩。
前两年，在港股、美股和A股市场上，教育板块可谓是日益壮大，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企业更是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这也使得中国教育股一度成为优质的投资标的，吸引着全球投资人的目光。数据显示，2019至2020年，新东方、好未来、中公教育分别累计大涨174.52%、129.02%、277.38%。
时间到了2021年，风雨突变，教育股自2月份开始进入狂跌模式。彼时的教育股大跌，吸引了众多的市场人士关注，其中就有一家基金公司。
可能预判行业会出现反弹，于是该基金公司成立了一只专门的教育基金入市抄底，也是国内首只教育类基金。然而时间过去半年，该基金却是抄底抄在了山腰上。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基金自成立以来跌幅达53.05%，近半年同类排名倒数第一。7月底，这只基金更是单日下跌24.59%。于是，它也被冠以“史上最惨基金”。
01
生不逢时？
2021年6月8日，博时全球中国教育ETF(QDII)(513360)成立，管理规模2.56亿元，基金管理人是万琼女士。据悉，在“女性基金经理”中，万琼在证券行业有“指数女神”之称，曾在华夏基金公司工作，目前管理着数十只基金，总规模达92亿元。
既然是教育基金，那肯定是以教育股为主。翻阅该基金的基本信息，其介绍的选样方法内容显示：
1. 对样本空间内的沪深市场证券，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剔除排名后20%的证券；对样本空间内的香港市场证券，剔除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不足500万港元的证券；对样本空间内的美国市场证券，剔除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不足100万美元的证券；
2. 剔除样本空间内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不足30亿人民币的证券；
3. 对样本空间内剩余证券，选取中证行业分类下上市公司属于教育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电脑与外围设备、电子设备等行业且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教育、教育服务或教育信息化的证券作为待选样本；
4. 对上述待选样本，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排名，优先选取排名前50的教育服务行业证券作为指数样本；若教育服务行业内符合条件的证券数量不足50只，则从其他行业证券中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补足50只，不足50只时，全部纳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博时全球中国教育基金的选股标准是，从全球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股票和存托凭证中选取50只流动性较好、市值较大的教育主题相关证券。其中就包括了纽交所上市的新东方教育，深交所的视源股份和港交所的中教控股等。
“抢跑教育黄金赛道，博时全球中国教育ETF(QDII)正在发行中”，5月底，博时基金一则新闻稿在媒体间传播。新闻稿称，关注教育市场已成为一种潮流趋势，新基金旨在助力投资者*定位教育赛道。
彼时，大部分教育类股票已经跌超30%，本以为可以遵循资本市场规律——机会是跌出来的，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事与愿违，自6月17日上市以来，该基金一直是跌多涨少，基金净值也是一路下滑。在上市首日更是上演上市即*的“悲剧”。上市当日教育数据显示，博时教育基金收于0.899元/份，跌9.92，距离跌停10%近在咫尺。而到了7月份，更是迎来了一波*的冲击。
02
押宝中公？
7月24日，随着“双减”意见的正式发布，以K12课外辅导为主的教培机构迎来巨震。美股市场上，好未来、新东方、高途等明星教育企业全线崩盘。7月26日，A股及港股教育类概念股开盘后再度跳水。
伴随着教育股的大跳水，博时教育基金净值也是下跌惨烈。7月23日，该基金大跌24.59%，净值缩水至0.6053元；26日继续大跌12.84%，净值跌至0.5276元；27日，其净值跌至0.5106元，触及成立以来新低。
这也引得股民们大呼：“教育股全线崩盘，这个基金也要废了吧！”
基金净值的大跌，和其持仓的成分股是完全相关的。博时教育8月初持仓数据显示，前十大重仓股为中公教育、科大讯飞、视源股份、拓维信息、梅雁吉祥、豆神教育、新开普、国新文化、东方时尚和国脉科技。其中，中公教育为第一大重仓股，也是造成其净值大跌的主力。
8月初，中公教育的股价在12元左右徘徊，相比6月初已经是腰斩。
2021年第三季度，博时教育基金前十大持仓略有调整，但中公教育仍为第一大重仓股。
博时教育基金坚守中公教育可能有难言之隐，不过会坚守的最终目的无非是看中企业的发展前景，可是当前麻烦缠身的中公教育还能让博时教育基金继续坚定持有吗？
12月16日晚间，中公教育公告，公司于12月15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其实近三个月，中公教育的日子有点“不好过”，三个月收了两份关注函。
12月13日晚，中公教育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被要求说明公司2021年公务员序列人数及收入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市场占有率是否下降；在货币资金充裕的情况下持续大幅新增债务的原因、用途和合理性；以及学员贷款支付学费的具体模式等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公司三季报披露后，收到的第二份关注函。
12月27日收盘数据显示，博时教育基金净值缩水至0.455元，继续创出新低。
自2007年首批四只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问世以来，中国基金行业海外投资已经长达13年。然而，首批QDII上演了一波火爆问世、出师不利的旅程，不过随着海外投资逐渐成熟，目前这批QDII基金净值全部回归到一元面值之上，对QDII基金百万持有人来说迎来历史性时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9日，首批出海投资的4只基金——南方全球精选基金、华夏全球股票基金、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基金、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基金的单位净值分别达到1.219元、1.311元、1.133元、1.001元。这意味着首批出海的4只基金全部实现净值翻红。
“2007年10月成立的首批QDII基金出海时机不佳，刚刚成立不久就遭遇‘次贷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海啸，当时整个公募基金对海外投资还不够熟悉，2008年底基金净值*的跌到3毛钱，因此回本之路非常漫长。”深圳一位基金公司市场人士表示，这背后也是公募基金对海外投资越来越熟悉，抓住了市场机遇。
而从QDII基金回本之路来看，四只产品各有先后。较早回本得是华夏全球股票基金，在2017年8月*回归面值，南方全球精选基金是在2019年9月回归1元面值，嘉实海外基金则在2020年7月回本，而上投亚太也于今年11月9日回本。截至目前，华夏全球股票基金、南方全球精选基金、嘉实海外基金回本后的收益率，已分别达到31.1%、22.47%、13.30%。
遥想2007年9、10月间，当时首批4只QDII基金募集约1200亿元资金“出海”，开辟了国内公募基金资产配置国际化的新时代。当时市场正值大牛市的高峰时期，因此这四只基金均受到市场追捧，募集上限为300亿并都启动了比例配售，最多的上投亚太基金有1162.6亿资金追捧，配售比例仅25.8%。而因长期亏损导致的严重赎回，首批4只出海的基金规模目前都在30亿以上。从这些基金合计户数超过百万户，仍有一批投资者长期持有该基金。
不仅首批QDII基金回归面值，其实13年间QDII基金凭借产品和业绩逐渐获得投资者认可，在整个基金投资者的理财篮子中占据重要一环。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目前QDII产品达到162支，规模达到1186.3亿元。
不少QDII产品业绩也不俗。以今年业绩为例，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海外股市大幅震荡，部分基金在震荡市中斩获了不俗收益。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11月9日，全市场股票型QDII基金A类和非A类年内平均收益率为-4.52%、02,75%。不过，一批基金表现较好，如以人民币份额来看，广发全球精选人民币、南方香港成长、富国蓝筹精选、汇添富全球消费人民币、华夏新时代、华夏移动互联人民币等多只基金收益率超过70%，收益率不逊于今年国内的权益类基金。但同时，部分投向油气市场的QDII股基亏损惨重，结构性的分化非常突出。
《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5年——
制图:中国教育报 李澈
“大学教育基金会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既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进行‘双*’建设的平台，又是政府、社会、学校共建机制的催化剂。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应自觉地将自身发展融入‘双*’建设进程，依托学校资源、立足国情实现创新驱动，更好地服务于‘双*’建设。”近日，《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该校副校长、基金会秘书长杜鹏表示，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双*”建设的背景下，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如何实现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高校及其教育基金会必须直面的问题。
《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聚焦于此，以宏观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梳理大学教育基金会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在回顾和反思中勾勒其今后的发展路径。
近九成首批“双*”建设高校成立大学教育基金会
1994年4月，国内第一家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成立，此后大学教育基金会蓬勃发展。现如今，高校办学主体日趋多元化，办学经费来源也越发多样化，大学教育基金会已成为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6日，成建制的全国高校基金会已达527家，42所世界*大学建设高校中，仅国防科技大学、云南大学尚未成立大学教育基金会，95所世界*学科建设高校中，仅西北大学等11所高校尚未成立。在地域分布上，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内地其他省份均有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省份数量较多。
大学教育基金会最初散见于我国几所*大学，而现在已成为大学治理体系的标准配置，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如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普及与推广？
报告分析指出，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以独特形式帮助大学解决特定问题，特别是财物供给的问题。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从产生到发展，都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与高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总报告撰稿人、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首先解决了外来教育捐赠接收渠道的问题，使这部分捐赠能够独立运用到高校建设当中；其次，这一组织形式能够解决社会资金捐赠的免税问题；再其次，中央财政及省市财政对高等学校捐赠收入配比的政策鼓励了教育基金会的热情，加快了其成立的步伐。基于以上原因，高校教育基金会规模不断壮大。
报告显示，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统计，接近90％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发起单位是普通本科公办院校，6.78％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民办本科学校发起，余下部分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及高职院校发起。
在组织结构上，大多数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在15人以下，其中11至15人的理事会构成最多。理事长40%由现任正职校领导（一般是党委书记）担任，27%由副校长等副职校领导担任，此外还有21%的基金会理事长由卸任校领导担任。在人员数量方面，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数量在1至5人，20人以上的仅有7家。
报告通过梳理413家大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至2015年的财务状况，发现其捐赠收入处于一种相对温和的波动状态，整体上捐赠收入总量为60亿元至70亿元规模。捐赠收入的波动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部分高校集中校庆和经济下行等。
与捐赠收入波动情况不同，2012年至2015年，413家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净资产翻了一番，达到300亿元量级，发展趋势不容小觑。从规模分布来看，40所*大学建设高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净资产10亿元以上的较少，大部分学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马太效应日益显现。
就捐赠支出趋势而言，除2014年有小幅波动，捐赠支出始终维持在40亿元规模上下，相对稳定，但从捐赠支出在高校总支出中的占比情况来看，这一比例依然偏低。报告指出，大学教育基金支出占学校总支出的比例，反映了基金会在学校财务体系当中的分量和贡献，也是大学多渠道筹资的能力证明。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任重道远。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大学教育基金会大有可为
2017年“双*”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后，42所*大学建设高校相继出台自己的“双*”建设方案，世界*大学建设进程正在加速。然而，建设世界*大学是一项长期任务，单纯依赖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其中在统筹推进世界*大学和*学科建设部分提出，要通过不同途径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双*”大学建设，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
从世界*大学治理实践来看，实力雄厚、管理高效、反哺能力强的大学捐赠基金，有力地支撑着大学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助推学校治理不断优化、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强大作用力。
“近年来，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捐赠规模不断扩大，筹资策略日趋成熟，项目管理水平日益提升。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基金会的运作与国外高校有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发展新路径，为‘双*’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杜鹏说。
报告分析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高等教育的财务供需总是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财务的供需矛盾，在“双*”建设过程中，作为新的财务供给方，大学教育基金会大有可为，不仅可以成为财政资金这种主体来源的有益补充，适当减少高校对财政资金、学费收入的依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发展自主性、应变性、动态性与预算刚性的矛盾。
近几年频发的中国资金捐助国外大学事件也说明，供需不平衡现象并不是因为我国公益慈善氛围不足，而是因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机制不健全、专业性有待提升。
报告建议，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大学教育基金会作用的有效发挥应实现三个目标：首先，必须做好做足财务供给领域的增量文章，抓住慈善法律环境逐渐优化、公益文化氛围逐渐浓厚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挖掘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制度优势，尽可能实现充分供给；其次，优化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方式，将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侧重于卓越与特色项目，实现与主流供给方式的差异供给，这种差异化供给机制也考验着大学教育基金管理团队的筹资技巧；再其次，必须提高大学教育基金会参与能力，在供给时间上实现持续供给。
报告指出，我国大学财务供给侧的机制优化，应注重其供给持续性的形成，构建有利于大学量入为出、科学筹划资金使用的供给环境，这就需要处理好捐赠基金当下使用与投资增值的关系，处理好大额捐赠与小额捐赠的关系，处理好谨慎投资与抵消通胀的关系。
大学教育基金会治理能力衡量标准亟待确立
大学教育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扎根中国大地20多年来，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支持作用日益显现，正在逐步释放其组织活力。然而，随着“双*”建设进程加速，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模式与“双*”建设的不匹配性日益突出，由于跟不上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节奏，基金会自身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
“我国的高校基金会还处于初创期，在法律制度、税收政策、捐赠传统等方面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基金会要通盘考虑、全面分析当前问题，自觉地将自身发展融入‘双*’建设进程，选择一条切合我国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发展路径，立足国情实现创新驱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程天权说。
报告指出，大学教育基金会是一种依托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条件、结合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传统孕育出的现代意义上的特殊基金会形式。因国情与高等教育体制不同，不应盲目对比中外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及其管理体制，在考虑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模式时，应注重我国捐赠文化、大学性质、捐赠基金发展阶段，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同时顺应其发展规律。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胡炜表示，高校基金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理念创新、标准创新以及政策环境的优化，需要从配比政策、行业规范、评价体系、项目管理、基金运作等方方面面转变观念、寻求突破，同时努力营造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从北京大学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出发，指出当前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挑战主要集中在资金筹集、项目管理与投资增值三个方面。清华大学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家强以清华大学校友解振华为例，介绍了*校友捐赠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的积极示范作用。
报告分析，在筹款、投资、项目管理等方面通过创新提高内部治理能力，构建定位准确、功能明晰、结构合理、管理有序的新型大学教育基金会治理模式，这将有助于吸引持续性教育捐赠，提升基金会服务所在高校卓越发展的能力。
然而，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问题，是困扰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肩负着物质经费保障和大学精神建设的新使命，应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与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阶段，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相应地建立各项工作的指标体系。
确立治理能力衡量标准与指标体系，才能进一步解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基金会、怎样建设大学教育基金会这个根本问题，才能推动大学教育基金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17日第8版 版名：新闻·调查
《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5年——
制图:中国教育报 李澈
“大学教育基金会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既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进行‘双*’建设的平台，又是政府、社会、学校共建机制的催化剂。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应自觉地将自身发展融入‘双*’建设进程，依托学校资源、立足国情实现创新驱动，更好地服务于‘双*’建设。”近日，《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该校副校长、基金会秘书长杜鹏表示，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双*”建设的背景下，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如何实现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高校及其教育基金会必须直面的问题。
《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聚焦于此，以宏观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梳理大学教育基金会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在回顾和反思中勾勒其今后的发展路径。
近九成首批“双*”建设高校成立大学教育基金会
1994年4月，国内第一家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成立，此后大学教育基金会蓬勃发展。现如今，高校办学主体日趋多元化，办学经费来源也越发多样化，大学教育基金会已成为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6日，成建制的全国高校基金会已达527家，42所世界*大学建设高校中，仅国防科技大学、云南大学尚未成立大学教育基金会，95所世界*学科建设高校中，仅西北大学等11所高校尚未成立。在地域分布上，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内地其他省份均有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省份数量较多。
大学教育基金会最初散见于我国几所*大学，而现在已成为大学治理体系的标准配置，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如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普及与推广？
报告分析指出，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以独特形式帮助大学解决特定问题，特别是财物供给的问题。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从产生到发展，都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与高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总报告撰稿人、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首先解决了外来教育捐赠接收渠道的问题，使这部分捐赠能够独立运用到高校建设当中；其次，这一组织形式能够解决社会资金捐赠的免税问题；再其次，中央财政及省市财政对高等学校捐赠收入配比的政策鼓励了教育基金会的热情，加快了其成立的步伐。基于以上原因，高校教育基金会规模不断壮大。
报告显示，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统计，接近90％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发起单位是普通本科公办院校，6.78％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民办本科学校发起，余下部分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及高职院校发起。
在组织结构上，大多数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在15人以下，其中11至15人的理事会构成最多。理事长40%由现任正职校领导（一般是党委书记）担任，27%由副校长等副职校领导担任，此外还有21%的基金会理事长由卸任校领导担任。在人员数量方面，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数量在1至5人，20人以上的仅有7家。
报告通过梳理413家大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至2015年的财务状况，发现其捐赠收入处于一种相对温和的波动状态，整体上捐赠收入总量为60亿元至70亿元规模。捐赠收入的波动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部分高校集中校庆和经济下行等。
与捐赠收入波动情况不同，2012年至2015年，413家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净资产翻了一番，达到300亿元量级，发展趋势不容小觑。从规模分布来看，40所*大学建设高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净资产10亿元以上的较少，大部分学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马太效应日益显现。
就捐赠支出趋势而言，除2014年有小幅波动，捐赠支出始终维持在40亿元规模上下，相对稳定，但从捐赠支出在高校总支出中的占比情况来看，这一比例依然偏低。报告指出，大学教育基金支出占学校总支出的比例，反映了基金会在学校财务体系当中的分量和贡献，也是大学多渠道筹资的能力证明。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任重道远。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大学教育基金会大有可为
2017年“双*”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后，42所*大学建设高校相继出台自己的“双*”建设方案，世界*大学建设进程正在加速。然而，建设世界*大学是一项长期任务，单纯依赖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其中在统筹推进世界*大学和*学科建设部分提出，要通过不同途径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双*”大学建设，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
从世界*大学治理实践来看，实力雄厚、管理高效、反哺能力强的大学捐赠基金，有力地支撑着大学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助推学校治理不断优化、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强大作用力。
“近年来，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捐赠规模不断扩大，筹资策略日趋成熟，项目管理水平日益提升。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基金会的运作与国外高校有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发展新路径，为‘双*’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杜鹏说。
报告分析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高等教育的财务供需总是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财务的供需矛盾，在“双*”建设过程中，作为新的财务供给方，大学教育基金会大有可为，不仅可以成为财政资金这种主体来源的有益补充，适当减少高校对财政资金、学费收入的依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发展自主性、应变性、动态性与预算刚性的矛盾。
近几年频发的中国资金捐助国外大学事件也说明，供需不平衡现象并不是因为我国公益慈善氛围不足，而是因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机制不健全、专业性有待提升。
报告建议，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大学教育基金会作用的有效发挥应实现三个目标：首先，必须做好做足财务供给领域的增量文章，抓住慈善法律环境逐渐优化、公益文化氛围逐渐浓厚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挖掘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制度优势，尽可能实现充分供给；其次，优化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方式，将大学教育基金会供给侧重于卓越与特色项目，实现与主流供给方式的差异供给，这种差异化供给机制也考验着大学教育基金管理团队的筹资技巧；再其次，必须提高大学教育基金会参与能力，在供给时间上实现持续供给。
报告指出，我国大学财务供给侧的机制优化，应注重其供给持续性的形成，构建有利于大学量入为出、科学筹划资金使用的供给环境，这就需要处理好捐赠基金当下使用与投资增值的关系，处理好大额捐赠与小额捐赠的关系，处理好谨慎投资与抵消通胀的关系。
大学教育基金会治理能力衡量标准亟待确立
大学教育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扎根中国大地20多年来，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支持作用日益显现，正在逐步释放其组织活力。然而，随着“双*”建设进程加速，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模式与“双*”建设的不匹配性日益突出，由于跟不上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节奏，基金会自身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
“我国的高校基金会还处于初创期，在法律制度、税收政策、捐赠传统等方面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基金会要通盘考虑、全面分析当前问题，自觉地将自身发展融入‘双*’建设进程，选择一条切合我国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发展路径，立足国情实现创新驱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程天权说。
报告指出，大学教育基金会是一种依托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条件、结合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传统孕育出的现代意义上的特殊基金会形式。因国情与高等教育体制不同，不应盲目对比中外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及其管理体制，在考虑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模式时，应注重我国捐赠文化、大学性质、捐赠基金发展阶段，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同时顺应其发展规律。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胡炜表示，高校基金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理念创新、标准创新以及政策环境的优化，需要从配比政策、行业规范、评价体系、项目管理、基金运作等方方面面转变观念、寻求突破，同时努力营造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从北京大学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出发，指出当前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挑战主要集中在资金筹集、项目管理与投资增值三个方面。清华大学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家强以清华大学校友解振华为例，介绍了*校友捐赠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的积极示范作用。
报告分析，在筹款、投资、项目管理等方面通过创新提高内部治理能力，构建定位准确、功能明晰、结构合理、管理有序的新型大学教育基金会治理模式，这将有助于吸引持续性教育捐赠，提升基金会服务所在高校卓越发展的能力。
然而，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问题，是困扰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肩负着物质经费保障和大学精神建设的新使命，应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与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阶段，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相应地建立各项工作的指标体系。
确立治理能力衡量标准与指标体系，才能进一步解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基金会、怎样建设大学教育基金会这个根本问题，才能推动大学教育基金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17日第8版 版名：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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