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到广州(银行卡号是多少位)武汉到广州飞机
武汉到广州(银行卡号是多少位)武汉到广州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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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到广州2个小时以内？”
乍一看到这个消息荆楚君也惊了
高铁还要4个小时左右
2小时以内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一！点！都！没！开！玩！笑！
最！新！消！息
明年在咸宁或将开工
建造一条200公里实验线，
连接咸宁与长沙
届时，武汉到广州单程时间
将缩短到2小时内！
目前世界多国积极研发高速磁悬浮技术，我国高速磁悬浮技术处于领先位置，国内多个600公里级磁悬浮项目正在研究、进行，明年在咸宁或将开工建造一条200公里实验线，连接咸宁与长沙，进行该级别磁悬浮实用化实验，未来可能纳入京广“超级高铁”线路。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合理统筹安排600公里级高速磁悬浮系统技术储备研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线站处副总工程师靖仕元介绍，《纲要》对未来我国“超级高铁”建设指明了方向。
今年5月23日，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5月23日,参观人员登上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参观。
全国首列自主研发的时速600公里的磁浮实验样车，和传统高铁*的区别在于，它是悬浮于轨道运行，没有轮轨之间的摩擦力。
该项目于2016年7月启动，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聚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联合3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成“联合舰队”共同攻关。
多国已研发出多种高速磁浮运输方案
据***财经此前报道，2018年1月25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在青岛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课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按课题计划，2018年将研制一节样机，2020年研制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样车，并完成5公里试验线验证。
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其优势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沿用不同技术路线发展了多种磁浮交通运输方案。
日本的超导磁浮技术实现603km/h的试验速度，德国的磁浮技术*试验速度达到505km/h，并在我国上海建成了运营速度430公里的国际首条商业运营高速磁浮线，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及工程化应用在我国尚属空白。
可填补我国高铁和航空运输间的速度空白
据介绍，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课题，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的课题之一，也是我国首批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之一。
2016年10月，科技部组织召开“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启动会，高速磁浮项目正式启动。据介绍，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由磁浮车辆、地面牵引控制、运行控制、线路轨道系统等构成，涉及学科、专业众多，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的系统工程。
专家组认为，课题组提出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采用成熟的常导技术和具有我国特色的永磁电磁混合悬浮技术组合的技术方案，技术定位准确、技术路线正确、主要技术指标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技术方案可行，一致同意通过评审。
此外，专家组表示，目前高铁的*运营速度为350公里/小时，航空巡航经济速度为800-1000公里/小时，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可以填补高速铁路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高速磁浮既可用于长途运输，也可用于快捷通勤，尤其适用于三种交通运输模式：
经济规模大、同步性高、一体化强的“通勤化”交通；
经济规模大、互补性强、协调性需求高的大型城市间的“同城化”交通；
经济规模差异大、发展均衡性需求大的东西部中心城市间的“走廊化”交通。
据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丁叁叁介绍，按课题计划，2018年将研制一节样机，2020年研制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样车，并完成5公里试验线验证，进行集成示范，为实现高速磁浮工程应用和产业化奠定基础。
武汉到北京30分钟，中国将造*4000km/h磁悬浮列车
2017年8月30日，中国航天科工披露，我国正开展“高速飞行列车”项目的研究论证，力争实现超音速“近地飞行”。据介绍，相比现有民航客机，高速飞行列车速度提升了5倍，*速度可达到4000公里/小时，届时北京到武汉可能仅需30分钟。
按照目前的论证方向，相比传统高铁，“高速飞行列车”运行速度有望提升10倍；相比现有民航客机，速度则有望提升5倍,*速度可达到4000公里/小时，“是人类对交通工具速度*追求的一大进步”。
未来
北京到天津3分钟！
北京到济南8分钟！
北京到上海20分钟！
北京到武汉30分钟！
什么概念？
客运飞机时速一般为800-900km/h
目前高铁实验时速世界纪录：605公里
两大速度领跑者，均被*！
有网友说，
这是在飞吧？
简直就是开了传送门！
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高速飞行列车”项目落地开花将按照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
第一步通过1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区域性城际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二步通过2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三步通过4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一带一路”飞行列车交通网，最终形成一张继航天、高铁、核电之后的中国新名片。
▲“高速飞行列车”转向调度示意动画
“高速飞行列车”是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通过磁悬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它不仅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同时具有不受天气条件影响，不消耗化石能源，可与城市地铁无缝接驳等诸多优点，是未来交通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制高点。
作为下一代交通系统，高速飞行列车正在酝酿发酵一场改变全人类生活方式的技术变革！
停电时，磁浮列车安全吗？
乘坐舒适，成本又低
磁浮列车的优点不少
不过对于磁悬浮列车
乘客也会有一些担心
比如，在空中悬着如果突然遭遇停电
那怎么办？！
首先，磁浮列车上装有三组牵引，三套电源，一套备用的蓄电池。其次，即使遇到意外，全部部件失灵，列车也不会脱轨。如果突然停电，列车会从8毫米的空间落到轨面上，但冲击不会很大。同时，磁浮列车还有“抱轨”设计，即在磁浮列车的下端，设计了两个钢铁胳膊，这两个臂膀将铁轨紧紧搂住，防止磁浮列车发生脱轨和侧翻的现象。牵引供电系统布置在地面，采用分段供电，同一供电区间只能有一列车行驶，基本无追尾风险。
荆楚网综合长江日报、咸宁日报微信、***财经、新华视点、中国青年报等
编发：袁超一
中国银联29日宣布，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联合商业银行推出的“一键查卡”服务。
据介绍，银行卡用户在下载云闪付App并实名注册后，可以在首页常用应用中看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在线选择当次查询的商业银行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提交查询申请。申请成功后，云闪付App将在24小时内生成查询报告，并发送短信至用户的注册手机号。收到短信通知的用户可通过App查询页面入口查看报告。报告的内容根据商业银行反馈的数据生成，为用户提供脱敏后的银行卡信息，包括自己拥有的借记卡、贷记卡卡号前4位后4位等。并在7个自然日后系统自动删除，充分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据介绍，目前“一键查卡”功能处于试运营阶段，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等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及包括北京银行、上海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富民银行、吉林亿联银行、吉林农信、广东农信在内的7家区域性银行的银行卡都可查询。部分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未开通无卡自助消费业务等情况的银联卡尚不支持查询。
中国银联提醒，公众对于查询出来的非本人掌握或不再使用的银行卡，*及时到银行办理销户手续。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新开卡，注意不得出租、出售银行卡账户给他人使用。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武汉会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作战从日军6月12日攻占安庆开始，到8月下旬日军在九江等前进基地集结完兵力止，目的在于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和集结兵力。
1、武汉会战的影响
第二期作战从8月22日日军全面进攻武汉开始，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三镇为止。
这是保卫大武汉的高潮时期。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攻占安庆起，到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止，历时4个半月。
中、日双方在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动用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3个航空团、1个海军航空队、海军舰艇140余艘，作战中补充达四五次，兵力达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告终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师团多达20个半，国内只留下一个近卫师团，还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
中国方面投入会战的部队有120多个师，调用了所有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与空军的部分部队。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运用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的大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死伤达20万，另有15万人病倒。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低劣，素质良莠不齐，伤亡倍于敌人。几十万忠勇的将士以血肉之躯，抵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凶猛进攻，舍身殉国，埋骨青山。
他们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使其战略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豫湘桂作战为止，正面战场形成拉锯对峙状态。
2、武汉会战中的海陆配合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海军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海军承担的任务是，堵塞长江水道，实施水雷作战，封锁港口，协同陆军进行要塞守备战。
自马当至武汉附近，中国海军敷设大量水雷，封锁长江水道，阻制日军舰艇沿江进攻的行动。马当沦陷后，水雷战区域转到九江以上、汉口以下地区。中国海军协同陆上作战，在众多布雷区和预设布雷区加紧敷设大量新式水雷，炸毁炸伤敌舰艇众多，迟滞了日军沿江跃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陆上的防御作战。
在布雷工作中，遭敌连续空袭，海军损失甚重，布雷小艇损失10余艘之多。海军还派出敌后别动队，沿长江水道施放漂雷，也予敌舰船以巨大杀伤，对敌人的水面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海军还直接参加了保卫武汉的要塞守备战。原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官兵，将所属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的火炮拆下，舰船沉入南京附近江中以封锁长江，人员改组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戍守武汉外围的江防。
所部携带海军陆战队的野炮和拆卸下的舰炮，分驻田家镇、湖口、马当等要塞，配合陆军部队实行守备作战。在要塞守备战中，他们发挥了炮兵威力，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许多海军官兵血洒疆场。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和炮舰“江陵号”等巡防武昌金日镇，与敌机群激战，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三架。敌机以“肉弹”自杀性攻击，连人带机栽撞中山舰。中山舰及炮舰“江陵号”沉没。
3、武汉会战中的陆空配合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过程中，中国空军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当时进攻武汉的日军空军部队是德川好敏中将率领的航空兵团，辖第一、第三、第四飞行团。另外，还有海军航空部队的第二联合航空队。拥有390多架飞机。
中国方面连同苏联援华的志愿空军在内，防守武汉和广州战区的作战飞机为225架，大大劣于日军。
在日军向合肥、九江集结兵力的前后，日军空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以近400架飞机，利用长江水路充分供应燃料、弹药、器材的条件，连续出动，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以及汉口、武昌、汉阳、长沙、南昌等地，攻击水上船只和武汉附近的铁路，为其陆上部队的进攻创造条件。
在其集中兵力轰炸武汉附近铁路时，平均每公里投弹量达160枚，守军完全靠抢修来维持战时运输。
中国年轻的空军为保卫武汉，英勇出战，炸沉炸伤日海军溯江作战的大批舰艇，支援了地面部队的防卫战斗。他们先后出动数十次，炸沉敌舰12艘，击伤29艘，许多忠勇的飞行员牺牲了生命。
6月26日，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驾机赴安庆轰炸敌舰，不幸机身中弹，油箱着火，他放弃跳伞脱身，毅然驾机冲击敌舰，同归于尽。7月3日，中国空军出动4次，轰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日军机场、阵地、军舰，炸沉敌舰5，伤2艘。
为打破日军控制制空权的企图，中国空军还多次与敌进行空战。较大的空战有“二一八”空战、“四二九”空战、“五二一”空战和“八三”空战。
2月18日，日军大队飞机又来轰炸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奋起迎战。经过激战，击毁敌机13架，中方损失飞机4架。
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之、李鹏翔牺牲。此后2个多月，日军飞机不敢侵入武汉上空。
4月20日，驻孝感机场的中国空军击落1架敌机，从缴获文件中得知，日军准备在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的这一天，大规模空袭武汉。指挥部立即调动中苏2个大队的战斗机到武汉。
4月29日午后，敌人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武汉三镇窜犯。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共两个战斗机大队，70余架飞机起飞迎战，痛歼敌机。
是役，击落敌机21架，中国方面损失2架。飞行员陈怀民在与敌机搏斗时，机身中弹起火，在机身下堕的瞬间，毅然猛撞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将武汉某街改为陈怀民路。
5月21日中午，日军战斗机36架、重型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立即派机迎击，在汉口北方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击落日机14架，中国方面损失飞机2架。
8月3日为武汉*的一次空战。上午9时许，日军战斗机50余架、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起飞拦截，于武昌上空激战30多分钟，击落敌机14架，俘获敌飞行员6名。空军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孙金鉴壮烈殉国。
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扬我军威，5月19日，中国空军派队飞到日本本土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等传单，大大鼓舞了武汉军民抗敌的斗志。
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队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其中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
4、武汉会战中的民众动员
保卫大武汉，全民族掀起了抗战的高潮。各党派放弃前嫌，通力合作。各阶层人民，爱国华侨都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慰问劳军、募捐献金、宣传鼓动、肃奸反特等支援前线的活动，大大鼓舞了前方将士奋勇作战的士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
当时的武汉，集中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人士，兴起了抗战救亡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武汉原有大小报纸不到30家，在武汉会战期间，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达47种。中共《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杂志也在武汉创刊。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不断涌现。到武汉失守前，群众救亡团体多达七八十个。
他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慰劳队到大街小巷宣传抗战，到前线劳军，慰问作战负伤的将士。艺术家、作家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创造出了众多壮怀激烈，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
*的《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大武汉》、《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就是从武汉传遍全国。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群众性的歌咏队，合唱团不断涌现，仅*音乐家冼星海亲手创建的就有60多个。这时的武汉，人人都唱抗战歌曲。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
4月9日是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音乐日。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上集中了武汉所有的歌咏团体，冼星海指挥千余人的全场大合唱，然后举行歌咏大游行。
8月9日，武汉举行“保卫大武汉”歌咏火炬大游行。冼星海指挥武昌3000多歌咏大军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大武汉》、《中华民族不会亡》、《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队伍进入汉口三民路中山铜像前会合汉口歌咏队伍，两条火炬的洪流汇成1万多人的歌咏大军，在军乐伴奏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汉口闹市区游行。
9月18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上海大戏院举行纪念九一八大会，各团体300余队分区进行演讲、演剧、歌咏等宣传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军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出现了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热潮。
7月7日至9日，武汉各界为支援前线，发起为期3天的献金活动，踊跃献金者上至军政大员、国共两党*、社会名流、外国友人，下至工农兵学商、老幼妇孺、乞丐、妓女，因献金人数太多，原定3天期限又延长两天，到最后一天深夜，来献金的人流仍如潮水一般。
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多者上万元，少者几文钱，献金总额超过100万，这在当时是一巨大数额，此外还有药品、衣物等物品。蒋介石、林森、周恩来、毛泽东等都参加了献金活动。
献金运动直接支援了前线将士，也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献金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中华儿女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
“七七”献金后，成立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总委员会（简称慰劳总会)。慰劳总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为前线将士做慰劳袋和写慰问信运动，要求在1个月内完成30万个慰劳袋和30万封慰劳信。在各界民众的积极行动下，装有慰问信和药品、日常用具的慰问袋如期分送到前线将士手里。这个运动由武汉兴起，发展到全国各个地区。
9月2日，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号召征募棉背心100万件、旧衣100万件，希望10月底前完成。爱国同胞热烈响应，捐赠活动异常踊跃，纷纷将棉衣等衣物送交各界抗敌后援会，再分期分批送至抗日前线。征募活动如期超额顺利完成。募集棉背心99万余件，旧衣500余万件，捐款数千元。
9月中旬，武汉各界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带有慰劳品、演剧队、放映队，同时分头出发。到江南战场的慰劳团，由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简泰粱等带领。到江北战场的，由冯乃超、沙千里、钱俊瑞、金山等组成文化界前线慰劳队。还有分赴华南广州等地，华北山西、河北等地的两个慰劳团。
10月10日，宋美龄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会会员，携带物品到各城防部队进行慰劳。
国际友人也云集武汉，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热情支援。*美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吴德施主教都在武汉，支援中国抗战。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书记唐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辗转到武汉，参加反战工作。
绿川英子在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致中国前线士兵慰劳信》，声讨日军侵略罪行。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纪录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世界学联组织的“国际学生代表团”，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等国际团体代表也来到武汉，声援中国抗战。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阿泰尔大夫、柯棣华大夫等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捐助的钱和医疗器械，也来到武汉，救治伤员。
5、武汉会战中的西迁工作
各界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使武汉疏散人口和撤退等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6月起，武汉就开始疏散人口，疏散学校，疏散物资，拆迁工厂的动员。7月，进入实施。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各部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到重庆。由于动员得早，组织的较有秩序，到武汉沦陷时，市内人口不足5万人。疏散出去的学校师生，很快就能继续上课。
武汉内迁大西北、大西南的工厂有250家，约占各地内迁工厂数的57%，由外埠经武汉而后内迁的厂、矿有170家，拆迁、运出的物资为1.08万余吨，技术人员1万余人。
武汉的疏散、搬迁工作，规模*，效果也较好，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而且有助于西北、西南新工业区的形成，保证了支持长期抗战的工业支柱力量。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始终坐镇武汉，至10月24日晚，始离武昌指挥部飞抵湖南衡阳。
30日，蒋介石为武汉撤退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指出：
“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之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
6、武汉会战——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虽侵占了中国近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军民15个月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
至1938年底，侵华日军伤亡已达70余万人。加上占领区的日趋扩大，守备兵力的增加，造成作战兵力的严重不足。1938年日本新编了10个师团，全部投入侵华战争。为进攻广州、武汉，日本向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当时能派遣兵力的极限。
至该年年底，日本用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在伪满、朝鲜有9个师团，而在日本国内仅有1个近卫师团。
而当时苏联远东军的兵力则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力。
当时苏联远东军兵力为28个狙击师、18个航空兵团，而日本关东军仅为8个师团，朝鲜军1个师团。
同时，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军费剧增，开战以来的15个月，日本已耗军费100亿日元。这使日本国内财政困窘、税收奇重，人民生活不断恶化，日本国民和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不断增长。
中国方面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连续战败，蒙受重大打击，但广大官兵们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大量组建新师，至1941年，作战部队已达到296个师、29个独立旅，全部兵额约达300余万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又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日军前线与后方都受到攻击，进退两难。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因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
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担心的战略被动态势终于出现了。
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并实现其侵占中国的既定目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前一阶段的侵华方略。日本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下，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改变为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伺机进攻”和确保占领地，并转移其部分主力对敌后的共产党抗日军队展开“扫荡”。
早在1938年6月10日，日本内阁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五相会议，决定：
“推进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重新认识事变本质，限定战争目的”，“逐渐修正到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观念，承认第三国斡旋，扩大处理事变的途径”。
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决定：
“重要地区占领后，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仍然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用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略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
这一“对策”的决定，为其后“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的侵华策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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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作战从日军6月12日攻占安庆开始，到8月下旬日军在九江等前进基地集结完兵力止，目的在于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和集结兵力。
1、武汉会战的影响
第二期作战从8月22日日军全面进攻武汉开始，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三镇为止。
这是保卫大武汉的高潮时期。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攻占安庆起，到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止，历时4个半月。
中、日双方在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动用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3个航空团、1个海军航空队、海军舰艇140余艘，作战中补充达四五次，兵力达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告终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师团多达20个半，国内只留下一个近卫师团，还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
中国方面投入会战的部队有120多个师，调用了所有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与空军的部分部队。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运用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的大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死伤达20万，另有15万人病倒。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低劣，素质良莠不齐，伤亡倍于敌人。几十万忠勇的将士以血肉之躯，抵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凶猛进攻，舍身殉国，埋骨青山。
他们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使其战略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豫湘桂作战为止，正面战场形成拉锯对峙状态。
2、武汉会战中的海陆配合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海军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海军承担的任务是，堵塞长江水道，实施水雷作战，封锁港口，协同陆军进行要塞守备战。
自马当至武汉附近，中国海军敷设大量水雷，封锁长江水道，阻制日军舰艇沿江进攻的行动。马当沦陷后，水雷战区域转到九江以上、汉口以下地区。中国海军协同陆上作战，在众多布雷区和预设布雷区加紧敷设大量新式水雷，炸毁炸伤敌舰艇众多，迟滞了日军沿江跃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陆上的防御作战。
在布雷工作中，遭敌连续空袭，海军损失甚重，布雷小艇损失10余艘之多。海军还派出敌后别动队，沿长江水道施放漂雷，也予敌舰船以巨大杀伤，对敌人的水面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海军还直接参加了保卫武汉的要塞守备战。原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官兵，将所属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的火炮拆下，舰船沉入南京附近江中以封锁长江，人员改组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戍守武汉外围的江防。
所部携带海军陆战队的野炮和拆卸下的舰炮，分驻田家镇、湖口、马当等要塞，配合陆军部队实行守备作战。在要塞守备战中，他们发挥了炮兵威力，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许多海军官兵血洒疆场。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和炮舰“江陵号”等巡防武昌金日镇，与敌机群激战，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三架。敌机以“肉弹”自杀性攻击，连人带机栽撞中山舰。中山舰及炮舰“江陵号”沉没。
3、武汉会战中的陆空配合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过程中，中国空军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当时进攻武汉的日军空军部队是德川好敏中将率领的航空兵团，辖第一、第三、第四飞行团。另外，还有海军航空部队的第二联合航空队。拥有390多架飞机。
中国方面连同苏联援华的志愿空军在内，防守武汉和广州战区的作战飞机为225架，大大劣于日军。
在日军向合肥、九江集结兵力的前后，日军空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以近400架飞机，利用长江水路充分供应燃料、弹药、器材的条件，连续出动，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以及汉口、武昌、汉阳、长沙、南昌等地，攻击水上船只和武汉附近的铁路，为其陆上部队的进攻创造条件。
在其集中兵力轰炸武汉附近铁路时，平均每公里投弹量达160枚，守军完全靠抢修来维持战时运输。
中国年轻的空军为保卫武汉，英勇出战，炸沉炸伤日海军溯江作战的大批舰艇，支援了地面部队的防卫战斗。他们先后出动数十次，炸沉敌舰12艘，击伤29艘，许多忠勇的飞行员牺牲了生命。
6月26日，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驾机赴安庆轰炸敌舰，不幸机身中弹，油箱着火，他放弃跳伞脱身，毅然驾机冲击敌舰，同归于尽。7月3日，中国空军出动4次，轰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日军机场、阵地、军舰，炸沉敌舰5，伤2艘。
为打破日军控制制空权的企图，中国空军还多次与敌进行空战。较大的空战有“二一八”空战、“四二九”空战、“五二一”空战和“八三”空战。
2月18日，日军大队飞机又来轰炸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奋起迎战。经过激战，击毁敌机13架，中方损失飞机4架。
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之、李鹏翔牺牲。此后2个多月，日军飞机不敢侵入武汉上空。
4月20日，驻孝感机场的中国空军击落1架敌机，从缴获文件中得知，日军准备在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的这一天，大规模空袭武汉。指挥部立即调动中苏2个大队的战斗机到武汉。
4月29日午后，敌人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武汉三镇窜犯。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共两个战斗机大队，70余架飞机起飞迎战，痛歼敌机。
是役，击落敌机21架，中国方面损失2架。飞行员陈怀民在与敌机搏斗时，机身中弹起火，在机身下堕的瞬间，毅然猛撞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将武汉某街改为陈怀民路。
5月21日中午，日军战斗机36架、重型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立即派机迎击，在汉口北方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击落日机14架，中国方面损失飞机2架。
8月3日为武汉*的一次空战。上午9时许，日军战斗机50余架、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起飞拦截，于武昌上空激战30多分钟，击落敌机14架，俘获敌飞行员6名。空军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孙金鉴壮烈殉国。
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扬我军威，5月19日，中国空军派队飞到日本本土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等传单，大大鼓舞了武汉军民抗敌的斗志。
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队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其中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
4、武汉会战中的民众动员
保卫大武汉，全民族掀起了抗战的高潮。各党派放弃前嫌，通力合作。各阶层人民，爱国华侨都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慰问劳军、募捐献金、宣传鼓动、肃奸反特等支援前线的活动，大大鼓舞了前方将士奋勇作战的士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
当时的武汉，集中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人士，兴起了抗战救亡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武汉原有大小报纸不到30家，在武汉会战期间，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达47种。中共《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杂志也在武汉创刊。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不断涌现。到武汉失守前，群众救亡团体多达七八十个。
他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慰劳队到大街小巷宣传抗战，到前线劳军，慰问作战负伤的将士。艺术家、作家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创造出了众多壮怀激烈，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
*的《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大武汉》、《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就是从武汉传遍全国。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群众性的歌咏队，合唱团不断涌现，仅*音乐家冼星海亲手创建的就有60多个。这时的武汉，人人都唱抗战歌曲。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
4月9日是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音乐日。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上集中了武汉所有的歌咏团体，冼星海指挥千余人的全场大合唱，然后举行歌咏大游行。
8月9日，武汉举行“保卫大武汉”歌咏火炬大游行。冼星海指挥武昌3000多歌咏大军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大武汉》、《中华民族不会亡》、《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队伍进入汉口三民路中山铜像前会合汉口歌咏队伍，两条火炬的洪流汇成1万多人的歌咏大军，在军乐伴奏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汉口闹市区游行。
9月18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上海大戏院举行纪念九一八大会，各团体300余队分区进行演讲、演剧、歌咏等宣传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军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出现了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热潮。
7月7日至9日，武汉各界为支援前线，发起为期3天的献金活动，踊跃献金者上至军政大员、国共两党*、社会名流、外国友人，下至工农兵学商、老幼妇孺、乞丐、妓女，因献金人数太多，原定3天期限又延长两天，到最后一天深夜，来献金的人流仍如潮水一般。
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多者上万元，少者几文钱，献金总额超过100万，这在当时是一巨大数额，此外还有药品、衣物等物品。蒋介石、林森、周恩来、毛泽东等都参加了献金活动。
献金运动直接支援了前线将士，也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献金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中华儿女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
“七七”献金后，成立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总委员会（简称慰劳总会)。慰劳总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为前线将士做慰劳袋和写慰问信运动，要求在1个月内完成30万个慰劳袋和30万封慰劳信。在各界民众的积极行动下，装有慰问信和药品、日常用具的慰问袋如期分送到前线将士手里。这个运动由武汉兴起，发展到全国各个地区。
9月2日，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号召征募棉背心100万件、旧衣100万件，希望10月底前完成。爱国同胞热烈响应，捐赠活动异常踊跃，纷纷将棉衣等衣物送交各界抗敌后援会，再分期分批送至抗日前线。征募活动如期超额顺利完成。募集棉背心99万余件，旧衣500余万件，捐款数千元。
9月中旬，武汉各界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带有慰劳品、演剧队、放映队，同时分头出发。到江南战场的慰劳团，由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简泰粱等带领。到江北战场的，由冯乃超、沙千里、钱俊瑞、金山等组成文化界前线慰劳队。还有分赴华南广州等地，华北山西、河北等地的两个慰劳团。
10月10日，宋美龄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会会员，携带物品到各城防部队进行慰劳。
国际友人也云集武汉，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热情支援。*美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吴德施主教都在武汉，支援中国抗战。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书记唐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辗转到武汉，参加反战工作。
绿川英子在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致中国前线士兵慰劳信》，声讨日军侵略罪行。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纪录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世界学联组织的“国际学生代表团”，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等国际团体代表也来到武汉，声援中国抗战。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阿泰尔大夫、柯棣华大夫等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捐助的钱和医疗器械，也来到武汉，救治伤员。
5、武汉会战中的西迁工作
各界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使武汉疏散人口和撤退等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6月起，武汉就开始疏散人口，疏散学校，疏散物资，拆迁工厂的动员。7月，进入实施。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各部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到重庆。由于动员得早，组织的较有秩序，到武汉沦陷时，市内人口不足5万人。疏散出去的学校师生，很快就能继续上课。
武汉内迁大西北、大西南的工厂有250家，约占各地内迁工厂数的57%，由外埠经武汉而后内迁的厂、矿有170家，拆迁、运出的物资为1.08万余吨，技术人员1万余人。
武汉的疏散、搬迁工作，规模*，效果也较好，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而且有助于西北、西南新工业区的形成，保证了支持长期抗战的工业支柱力量。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始终坐镇武汉，至10月24日晚，始离武昌指挥部飞抵湖南衡阳。
30日，蒋介石为武汉撤退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指出：
“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之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
6、武汉会战——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虽侵占了中国近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军民15个月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
至1938年底，侵华日军伤亡已达70余万人。加上占领区的日趋扩大，守备兵力的增加，造成作战兵力的严重不足。1938年日本新编了10个师团，全部投入侵华战争。为进攻广州、武汉，日本向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当时能派遣兵力的极限。
至该年年底，日本用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在伪满、朝鲜有9个师团，而在日本国内仅有1个近卫师团。
而当时苏联远东军的兵力则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力。
当时苏联远东军兵力为28个狙击师、18个航空兵团，而日本关东军仅为8个师团，朝鲜军1个师团。
同时，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军费剧增，开战以来的15个月，日本已耗军费100亿日元。这使日本国内财政困窘、税收奇重，人民生活不断恶化，日本国民和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不断增长。
中国方面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连续战败，蒙受重大打击，但广大官兵们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大量组建新师，至1941年，作战部队已达到296个师、29个独立旅，全部兵额约达300余万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又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日军前线与后方都受到攻击，进退两难。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因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
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担心的战略被动态势终于出现了。
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并实现其侵占中国的既定目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前一阶段的侵华方略。日本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下，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改变为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伺机进攻”和确保占领地，并转移其部分主力对敌后的共产党抗日军队展开“扫荡”。
早在1938年6月10日，日本内阁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五相会议，决定：
“推进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重新认识事变本质，限定战争目的”，“逐渐修正到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观念，承认第三国斡旋，扩大处理事变的途径”。
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决定：
“重要地区占领后，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仍然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用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略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
这一“对策”的决定，为其后“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的侵华策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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