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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的议场都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大厦。其中,参议院位于国会大厦的北部,众议院则位于南部。
作为上议院,参议院由100名议员组成,也就是每个州各派2名参议员。目前,该院拥有50名共和党籍议员,以及48名民主党籍议员,2名加入民主党团的无党籍议员。
由于,现任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卡玛拉·哈里斯是民主党人。因此,民主党团的实际人数为51人,是参议院的多数党。
作为下议院,众议院采用人口比例代表制。换言之,根据每个州人口数量的多少,来设置议员的数量。在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拥有53名国会众议员;人口最少的阿拉斯加、特拉华、蒙大拿等州,只有1名众议员。
按照党派划分,现在的众议院拥有210名共和党籍议员,220名民主党籍议员,另有5个席位空缺。因此,民主党亦是众议院的多数党。
谁的权力更大?
从地位上来说,参议院要比众议院更高一些。该院的议长是美国副总统,是名义上的二号人物,仅次于总统;众议院议长则是三号人物。另外,参议员代表的是州,众议员则代表的是自己的选区。
显然,州的重要性,是要大于选区的,特别是在一些人口较多的州,参议员的影响力会更大。根据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众议院平均每个选区的人口约为76万。
从权力上来说,也是参议院大于众议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的法案,都必须经过两院的投票同意,然后交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
但除了立法,参议院还拥有很多众议院不具备的权力。例如,总统在提名大法官、重要政府官员、驻外大使的时候,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投票确认,通过后才能生效。
另外,当一个总统遭到国会弹劾,并在众议院通过弹劾案的时候,参议院会充当“审判法庭”的角色。此时,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会来到参议院,主持弹劾审判。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总统就会被弹劾下台。
当然,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目前,还没有哪一位总统是真正经过参议院的投票,而弹劾下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统选举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一半以上的选举人票(270票),就将进行“权变选举”。也就是,由众议院负责选举总统,参议院负责选举副总统。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三次。
有意思的是,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薪水是一样的,都是17.4万美元,约合117.5万元人民币。当然,除了基本工资,议员们有很多赚钱的手段,例如演讲、出书等等。一些议员在辞职后,还会被自己的金主企业任命为高管,获得更加高额的薪酬。
相较之下,参议员的个人财富要多于众议员。根据维基百科2018年的数据,有超过一半的参议员是百万富翁。
从任期上来说,众议员只有2年,参议员则长达6年。所以,很多政客在当上众议员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竞选参议员,再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竞选州长了。
中国基金报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三十余年的发展,既充满新旧理念的不断交织和市场生态的完善创新,更有着制度建设上兼顾时代性和适应性的数次突破,一路波澜壮阔,渐进革新。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代致力于股票市场的基金经理之一,具有30年从业经历的现任汇添富香港首席投资官的王志华,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风云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志华就开启了他的资本市场职业生涯,2008年以前,他曾担纲过券商自营投资经理、行业研究员,更是内地公募基金早期传统封闭式基金的基金经理,在A股摸爬滚打15年;2008年之后,经历过2007年大牛市之后他转战港股,先后在香港中资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基金香港子公司管理中国离岸共同基金,至今亦有15年。
兼备A股和港股两大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经验,“老将”王志华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投资理念。在接受中国基金报*专访时,他表示,其实投资上成长和价值并不矛盾,核心是长期要有合理的股东投资回报。他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均衡配置。
在王志华看来,长期投资是一种思维方式,两三年涨10倍的股票不是α而是大β,除非是技术突变和商业模式的变革,10年涨10倍的股票才是α。“β涨多高,还会跌回来;α涨多高,还会创新高,核心是选择优质个股”。
这位从业超30年的老将直言港股市场“大有可为”。他认为,从中长期维度看,基本面仍将是港股中长期股价趋势的核心主导因素,随着基本面的不断改善以及流动性预期边际改善,港股估值长期有望将从离岸市场的折价特征回归到在岸本土市场的合理范围。
30年深度耕耘A股+港股市场
中国基金报:您拥有近30年的大中华地区股票市场投资经历,能否谈谈您的投资经历?
王志华:我正式开始证券投资生涯是在1993年,此前做过一年外汇投资。当时,是在深圳证券公司从事证券分析和自营投资,主要负责二级市场的投资和研究,也涉及到商品期货的投资。在1999年3月,我加盟了华夏基金,彼时华夏基金刚成立1年。我先从研究员开始,到2001年开始担任基金兴安的基金经理,后有管理了基金兴科、华夏蓝筹核心混合等多只基金。
2007年9月,我辞去了在内地公募基金的工作,2008年时来到香港,此后就专注于香港市场的投资。
中国基金报:从A股转战港股,在这期间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王志华: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当时让我感觉到差异较大的是,港股往往在业绩公布以后,市场才会相应出现急剧反映,这点与当时的A股市场非常不同。当然,现在A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已经大有改观了。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海外成熟市场机构投资人关心的重点跟A股市场的投资者差异较大。港股市场是典型的离岸市场,虽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在内地,但是投资者却主要是海外机构,且类型众多,呈现多元化特征。从投资理念、投资行为的视角看,海外的机构投资者不仅关注企业的利润表,也关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关注企业利润的实质来源和增长的质量。
同时,作为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者,也更为关注股东回报,如上市公司的派息、回购等行为,以持有为目的中长期投资者较为关注股东的现金回报,这一点与以低买高卖、博取股价价差为目的的短期投资者是完全不同的。
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关注的PE仅仅是个结果,P/E=D/E÷D/P,D/E是派息比例,D/P是股息收益率,PE低常常是派息比例过低的结果,也常常是无风险收益上升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股票风险补偿(即更高的股息收益率)的结果。用现金回报估值比用PE估值简单得多,更直观、更本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派息的比例和股息收益率对他们来说可能更重要。
这一点,在美股市场也表现的非常明显。美股长牛是离不开其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长期坚持的高比例股东现金回报的,据高盛统计,美国标普500成分股过去140年平均的现金回报比例(派息+回购占净利润比例)超过70%,最近40年这个比例达到88%,这是长期牛市的最根本保证之一。
咱们的上市公司要比谁给股东的现金回报最多,而不是比谁从股东那融资最多。美国某电子巨头上市40年,从二级市场股权融资全部加起来也不到2亿美元,目前一年的股东现金回报就高达1000亿美元(回购+派息),每个季度都派息。美国某软件巨头,上市30多年来,在二级市场的股权融资总额不到1亿美元,2万亿美元的市值都是由内生增长而来。
中国基金报:您在A股和港股这两个市场上您的经验都很丰富,能否谈谈这两个市场有何不同?
王志华:首先,这两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非常不同。A股以境内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不足一半;而香港市场个人投资者占比很少,机构投资者占比达到八九成。其次,香港市场机构参与者多为海外机构,且以欧美资金为主。在流通股中,本地投资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投资者结构的不同造就了两地市场包括投资理念在内的各种差异,从而也导致了投资行为和投资目标的差异,两地投资者对公司的要求、回报的预期都不同。
坚持均衡选股投资成长和价值并不矛盾
中国基金报:您的从业经验对您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也有影响,能否介绍下您的投资理念?
王志华:我的主要思路是,选择长期能带来合理股东现金回报的优质公司。
投资上经常有成长和价值之辩,但在我看来,投资成长和价值并不矛盾,核心是股东回报。成长股在成长阶段需要大量投入,但所有的成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报股东。正如人到30岁之后就不会再长身体了,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上市公司管理层需要努力经营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第一步,是CEO的责任,第二步还要持续地把利润按合理的比例分配给股东,回报股东,资本分配(capital allocation)是CFO的责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光有第一步是不够的。股票的长牛是由大股东、管理层决定的,不可能是小股东能决定的。
真正好的商业模式是不需要向股东反复融资的,相反,反而会不断持续地回报股东;反过来想,一个公司如果反复在二级市场做很大比例的股票融资,要么说明商业模式需要持续烧钱,投入资本回报(ROIC)支撑不了内生可持续增长,要么说明管理层都认为估值太贵,股价过高,股权融资本来是成本*的融资方式,因为好股票是可以涨很多倍的,股权摊薄的成本太高了。
中国基金报:那么您认为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人呢?您会根据您前面提及的股息收益率来筛选公司吗?您如何布局价值股和成长股呢?
王志华:我是一个均衡型的投资人,成长股和价值股都会布局。自下而上看,市场不同阶段的风格变化很快,例如,短期来看假如市场的利率提高,那么成长股一定程度上会承压;如果通货膨胀,使得未来现金流可折现部分变少,那么价值股的估值会得到提升,成长股原来的高估值可能会有一定的回归。
总体来说,以股东回报为核心,我会从一个更长期的角度出发,考虑社会产业格局大变化、大商机。我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入成长初期的公司,也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到成熟期的价值股,这两类都会投,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股方法。
中国基金报:能否就您对成长股有哪些具体的要求谈谈?例如您在筛选成长股公司时会着重看哪些方面呢?
王志华:投资一定要投*的商机。从宏观和长期视角看,科技推动人类进步,*的商机总是出现在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新技术领域。
十九世纪前50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几乎都是金融地产股;十九世纪后50年,美国股市市值占比*的是铁路股,英国是港口股,这是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良与普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占比*的是石油能源股,是受益于电力的发现与广泛应用以及汽车的发明,带动了石油能源需求的爆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占比*的是IT技术为主的计算机板块,铁路、石油、计算机其实都是不同阶段的“科技股”,每个周期都持续了50年以上的时间,贯穿整整一代人。
回看过去两百年全球行业大格局的变迁历史,长期方向无疑是新经济板块。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历史性高度“自上而下”地用宏观视角(big picture),找到能够对我们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商机和赛道,同时也通过“自下而上”地挖掘,找到新经济、新技术,如AI、智能电动汽车、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中国基金报:您做投资这么长时间,在宏观政策和大环境以及市场“风吹草动”的时候是如何坚持的呢?
王志华:我坚持用长期的眼光看投资,长期投资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两三年涨10倍的股票不是α而是大β,除非是技术突变和商业模式的变革,10年涨10倍的股票才是α。β涨多高,还会跌回来;α涨多高,还会创新高。思考长期投资,要思考公司是否可扩展、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分析是核心,其次是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认知,最后是财务模型的构建。
此外,我们的客户大多是海外投资者,他们没有那么急功近利,更注重稳定。我们的产品也是相对收益,而非*收益。
中国基金报:能否具体谈谈您是如何“自下而上”选择优质标的?
王志华:如何选择优质标的是我们的投研团队每一天的功课,需要反复去学习。选公司方面,在未来能够符合长期产业变化大方向的前提下,我们会重视研究整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战略方针、执行力等情况。
我们也格外看重管理层的能力,很多事情需要靠人做,管理层的诚信、能力范围我们都会考察。此外,公司的内部机制也很重要,包括企业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和薪酬体系等会关注。
中国基金报:2018年4月,香港联合交易所在主板上市规则中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请问对于这类公司您是怎么看的?它们初期显然是无法提供合理的股东回报的。
王志华:这种类型的公司在港股中数量很少,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从市值上看也是极少数,股价波动也很大,但其中不乏*的公司。我们考虑的方向就是刚才提及的,最终要看它是否能提供股东回报。目前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处于创业红利期,“海归”回潮加上市场巨大,里面还是存在很多的投资机会。我们目前重点关注少数头部最有竞争力的一批公司。
港股估值将渐趋修复
中国基金报:港股低估值已经说了好多年,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志华:香港这一离岸资本市场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多反映的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基本面,而流动性则同时受到来自国内、海外两方面影响。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不同行业的强监管等连续的重大事件对港股走势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港股一再成为全球估值洼地。
随着近几年股票互联互通和近期ETF互通的推出,国内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熟悉程度不断提高,未来港股市场投资者结构也可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内投资者占比将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港股市场长期在岸化、本土化的过程,港股上市公司的估值未来有望会逐步重估,估值会慢慢恢复。当然港股还是个国际化市场,并不会脱离全球股票市场的合理估值中枢。
中长期维度看,基本面仍将是港股中长期股价趋势的核心主导因素。随着基本面因素的不断改善及流动性预期的边际改善,港股的估值长期将有望从离岸市场的折价特征回归到在岸本土市场的合理范围。短期来看,自2022年以来,海外市场的宏观政策是从松到紧,上市公司业绩逐季下滑;而中国宏观政策是从紧到松,财政、货币持续发力,上市公司业绩逐季上升,海内外两个周期的方向正好相反,这正是港股眼下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
中国基金报:您认为港股后市有哪些投资方向和机会呢?
王志华:投资港股市场可以考虑采用买入并中长期持有的方式布局。在目前所处的通胀周期内,由于通胀提升了资本成本(cost of capital),提升了贴现率,以能源、原材料、公用事业、金融等传统经济为主的价值板块,其低估值、高分红令其更受投资者短期追捧,而长久期的以未来现金流为主要估值依据的成长板块则受到抑制。
但从超长视野看,通胀周期从来都不是一个长期现象,科技周期才是生生不息的持久常态,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全球化是人类历史谁也阻挡不了的大潮,只是在不同阶段受短期因素有所调整,只会改变全球化的阶段性形式和程度,不会改变全球化的长期方向。
在港股长期投资布局中,既可以考虑布局在成熟期具有较好股息回报的价值型公司,也可以考虑布局在成长期的具有美好未来前景的成长型公司。简单来说,在GICS的行业分类标准里,11个业可以按照收入对GDP的敏感程度和股市估值平均倍数这两个标准,分成四类:第一类Cyclical growth(IT、可选消费、工业);第二类Cyclical value(金融、地产、能源、原材料),这两类适合在经济上升阶段持有,属于进攻策略;第三类Defensive value(电信、公用事业);第四类Defensive growth(医药、必需消费),这两类更适合在经济下降阶段持有,属于防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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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日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祸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多方认为,佩洛西此举带着许多政治算计: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她试图通过挑衅中国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她也盼着能用这个事件转移美国国内对其家人利用特权炒股这一丑闻的关注。但这样的算计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5年前,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也曾上演窜访台湾的闹剧,结果非但未捞到政治分,反而灰头土脸辞职。
突然窜访台湾
1997年3月,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访问中国。3月27日,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外地访问,当天金里奇抵达北京访问。3月30日,金里奇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震惊国际社会的是,金里奇在结束日本之行后,窜访中国台湾。尽管金里奇对台湾的窜访只有3个小时,但性质极其恶劣,严重危害中美关系。其间,他越过美国政策的界限,叫嚣如果北京“使用武力”,美国将用一切必要手段阻止。对此,克林顿政府发表声明称,金里奇只是“代表他自己说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改变。
金里奇突然窜访台湾引起中方强烈不满。金里奇在台北发表演说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此告诫美国,在外交政策上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并谴责金里奇就美国承诺“保护”台湾作出了不恰当声明。《纽约时报》也刊文直接指出金里奇“保护”台湾的言论越过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界限。
事实上,1997年金里奇窜访台湾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有关。《中美关系史》一书称,民主党的克林顿连任总统后,共和党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同民主党政府作对,于是对华政策便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在该背景下,1997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对华接触派和遏制派激烈交锋,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联手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作为共和党人的金里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窜访台湾的。1997年美国国内对华接触派和遏制派的交锋结果是接触派取得微弱胜利。5月,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访华。1998年6月25日,克林顿抵达西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住白宫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从众叛亲离到黯然下台
在窜台之前,金里奇就一度面临“众叛亲离”的场面。1995年,在令克林顿政府“关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金里奇支持率一落千丈。到1996年,近3/5的选民对他有负面看法。一些手下甚至策划了一场反对他的“政变”。
窜访台湾显然没有让金里奇得分。他返回美国后不久,众议院多名共和党议员试图将他从议长位置上赶下来,他们认为金里奇的公众形象对共和党来说是一种负担,但金里奇死不下台。1998年,金里奇被曝光与一个比他小23岁的女性有染。《纽约时报》2016年曾讽刺道,金里奇后来承认自己对两任妻子不忠,他和当时住院治疗癌症的第一任妻子商讨了离婚条件,而在背着第二任妻子偷情时,他正在领导弹劾深陷莱温斯基绯闻的克林顿的行动。
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5个众议院议席,这是64年来没有担任总统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最糟糕的表现。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议员们催促金里奇辞去议长职务。
处于风口浪尖的金里奇困守他位于佐治亚州的家中。《华盛顿邮报》称,他打电话给数十名同事,评估是否能够在最近的挑战中幸存下来。然而,许多人都没有回应他的电话。雪上加霜,金里奇的老朋友兼盟友鲍勃·利文斯顿宣布,他将挑战金里奇的议长职位。在这种情况下,金里奇只能放弃议长职位,1999年1月,他宣布辞职。
金里奇多次试图回到政治舞台。他曾在2012年参选美国总统,但在共和党初选中就以失败告终,2016年大选期间,他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特朗普当选后,一些媒体猜测金里奇可能出任国务卿,但最终特朗普选的并不是他。
“毁灭之路”
美国媒体评论员乔纳森·查特在《纽约》杂志上曾发文称,金里奇“痴迷于定罪他的对手,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金里奇曾领导一场运动,以道德指控推翻了出身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由于成功迫使赖特辞职,金里奇在共和党议会党团中的影响力上升,1989年3月,他成为众议院少数党党鞭。
在众议院,金里奇曾指责10名民主党人违法和对美国不忠。1991年,他暗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泄露情报,危害国家安全。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金里奇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克林顿政府。他指责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人腐败、非法融资以及掩盖真相。他声称,克林顿白宫工作人员中多达1/4的人非法吸毒。他后来还承认,他迫使政府关门是为了报复克林顿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他的不尊重行为。
《华盛顿邮报》曾评论称:“金里奇让我们走上了毁灭之路”。在他担任众议院议长4年期间,他实施了许多野蛮行径:把对手视为罪犯、非美国人和劣等人;使用令人震惊的语言;对媒体进行猛烈攻击;破坏政府和组织的运作。金里奇开创了拒绝谈判的做法,这给美国政治体系带来了无可救药的僵局和功能障碍。
最近,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老太跑到了台湾,搞得剑拔弩张,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其实佩老太对于大多数中国小伙伴来说都比较陌生,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她是干什么的?多大的官儿?
八十多岁的众议长
众议长是个什么官?
佩洛西的官位是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大致相当于我国正国级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她作为议长,在官方正式场合代表众议院。
众议院的议长是美国总统无法行使职能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是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所以,一般人会认为众议长是美国联邦政府架构里的第三号人物。(关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区别参见老王的文章:众议院和参议院区别是什么|老王说美国)
由于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参议院议长,在参议院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且副总统最重要的法定权力就是继承总统,当总统正常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没啥事,也没啥像样的权力,基本上只能看总统眼色行事。
但是,众议长就完全不同了,妥妥的实权人物。
首先,众议院议长自己必须是当选众议员,这个只能靠自己去拼选举了,当然了,众议长一般都是非常*的议员,选民基础是非常稳固的,可以说所在的选区都是他的铁杆支持者,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还好意思干议长吗?
拿佩洛西来说,在她的加利福尼亚州第8国会选区,她的支持率超过80%,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票投给了佩老太,可见她还是有一套的。
选区稳不稳对于这些*大佬级众议员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中如果落选,那就全灰飞烟灭了。具体的这里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纸牌屋》里的“桃子水塔”事件。
第二,议长是众议院多数党真正的*,是通过议员们选举产生的,通常就是众议院中多数党一把手。
美国的众议院里有四百多个众议员,其中既有干了几十年的*议员,也有第一次当选的愣头青,让这四百多人在一个大厅里讨论点啥事,制定个法律啥的,那还不得跟赶集一样乱哄哄。
所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众议院中的议员必须得抱团才能发挥实质的作用,最基本的当然是两党了,然后才是众议院中的各种委员会,如农业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等20多个,因为众议院立法的领域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专业的事就得专业的人干。
比如A选区是个农业选区,如果当选议员没有给自己争取个农业委员会的职位,在国会关于农业立法上发挥不了作用,那选民肯定就会抛弃他了。
这些重要的委员会职位,都是按照两党在国会中的比例分配的,所以两党的*在这里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个*勉强当选的资浅众议员显然不太可能被委任为重要的委员会职务,说白了就是大佬们不看好你,你还是只有围观和投票的份,制定法律这种专业的事儿,估计是参与不了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在众议院里,虽然都是议员,但是话语权是天差地别的,在众议院议事,作为议长是要主持的,他可以指定谁发言,或者裁决程序问题,作为一个想在议会表现一把给家乡父老乡亲看的议员,首先要得到议长的认可才能发言,毕竟四百多人都发言的话,那就啥也别干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多数党一把手,他可以插手这些重要委员会的职位,可以要求一些委员会启动调查或者立法,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佩老太就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调查总统,并最终启动了弹劾程序(参见老王文章:如何弹劾总统|老王说美国)。
特朗普做国情咨文报告时,佩老太直接把报告撕了
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众议院议长权力非常大,在众议院举足轻重。
佩洛西何许人?
佩老太现在八十几岁了,但是据说年轻的时候长得像赫本。
她在2007年*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时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众议院女议长,估计是建国先贤们没想到的,这当然是女权的胜利,也是选举的胜利(参见老王文章:选举权是怎么一步步扩大的)。
在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中,立法分支的女众议长于2007年产生,女参议长,也就是现任副总统,于2020年产生;行政分支的女总统随着希拉里的败选,估计还要等等;司法分支的女首席大法官看起来也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佩老太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在政府登顶的女性,你说强不强?
总统管不了她吗?
这次佩老太要去访问台湾,拜登总统已经公开说过不希望她去,可是佩老太根本不给总统面子,拜登也没办法,也只能建议。
美国是真正的三权分立政府,行政分支的总统只能约束一下自己部门的官员,像特朗普动辄就推特解雇官员,但是他拿议员真没办法,自己还被议会弹劾了一把,弄得灰头土脸。
那么谁才能治她呢?
前面说了这么多,总之就是佩老太挺厉害,难道就没有人能制约她了吗?
当然有,众议院是每两年就要重新选举一次,今年11月就要开始新一轮中期选举了,佩老太也要回她的加利福尼亚州第8国会选区拼选举,如果选区选民对她不满意,直接把票投给她的对手,佩老太一旦落选,她在众议院的所有基础就顷刻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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